有一天大黄问我，我们上一年是什么时候放寒假的，我脱口而出：“大一是一月十五考完工数，你们一月十七走的，我二十八走的，期间还下了好几场暴雪。大二是一月十二考完英语，你们第二天就走了，我和一个同乡学妹十七走的。”
“天啊，记这么多东西你脑子不累吗？”她的惊讶我至今还记得。
我一直没有办法容忍糊里糊涂地生活，甚至会把想不起一件事视为一种失败。但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
无疑我是无法拥有“可以忘记”这一项能力。因此，太多太多的精神废物堆积如山，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就会爆发，将自己弄得疲惫不堪。
三月融雪，四月回暖，五月的草莓又大又甜，六月进入考试月，七月要着手买回家的机票，准确地记住每个朋友放假和开学的时间，计划回家的聚会。
九月是无花果的月份，十月要把大衣都翻出来，十一月要节衣缩食以防双十一的大出血，来到了十二月，这又是一年了。
我很努力地维持着自己的齿轮有条不紊地运转，我能清楚地分辨出这件事是哪个学期发生的，但我无法说出这于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就好像，我能准确地把握自己主动联系前度的次数，但这并不能证明我已经不再想念他了。
我停下来手中的筷子，往上翻了十几条语音记录。天啊，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爸最近的情况都不太好。”我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怎么能把这事给忘了。
“为什么的？”我把剩了一大堆的外卖扔到楼层的专用垃圾桶，回到办公室，静静地听他说。
“转去市立第一医院之后因为床位紧张，一直都只能睡在走廊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吵得他根本睡不了。每天都没什么胃口，医院的饭菜吃不下，我妈从家里带的也只能吃一点点。”他讲述的情况比以往都要严重，但语气却是比以往都要平静。
“病情也没什么好转，医生说还是拖的时间太长了，早一点开始治疗会好很多。有一两个晚上，那些指标突然掉得很厉害，大半夜的通知我和我姐赶去医院。到了先让签了一大堆东西，过了一会儿又说稳定下来了，不用担心。”
这中间原来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事，他却一直没有跟我提起过，我竟然也不懂得主动关心他。我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事情都在慢慢地变好。接电话、签单子，他都是怎么熬过来的……
“近几天他一直悄悄跟我说，想回家了，不想在这里呆着了。”我能听出他的心痛，我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病人自己都是有预感的。
狭窄惨白的走廊，两边凌乱地摆放着几张病床，纸箱、垃圾桶和打点滴用的支架随处可见。床上是虚弱无力的病人，蜷缩成近乎小孩般的大小，耳边充斥着的是家属与医生争辩的声音，隔壁病床家属高谈阔论的声音，以及远处隐隐约约、似有若无的哭声……
这不是人间炼狱是什么。
“要不，问一下医生能不能回家几天？”我试探性地说。
“已经问了，医生说不建议出，就怕有什么突发情况，还是听他的吧。”
“也对，那只能看看他对什么能有胃口，吃些爱吃的。”我不敢继续说下去。
“是，能吃下一些粥。但我们去看他多了，他也不高兴，害怕耽误我们时间，唉。”他极少会叹气。
“父亲都这样。”我突然想到了我那个浪子般的爸爸。
“我觉得我做不到这样的父亲。”
“可能只是因为你还不是父亲。”
“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