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那老人家和支书的爷爷相熟，是名新四军老战士。解放后，他老人家一直在东北工作。前些年他离休了一直想回家看看，如今终于实现愿望了。
可是在老家，他的直系亲属，不是在抗日或解放年代因受他的牵连而牺牲，就是早已老死，只剩下最小的一个妹妹。而妹妹、妹夫几年前也做古了。妹妹原本有一个女儿，可也没有长大，早早就病死了。
亲人虽然没了，但故土难舍，所以老人家就对战友的后代格外亲睐，尤其是战友的孙子李支书还当了十年的兵，他们就更有共同语言了。
我和赵小谷好象明白了支书为什么能当支书了。他不过就是当了十年兵，刚退伍那会顶多会干点投机倒把的事情，好象既没有才也没有德的。
支书老婆继续抱怨，我们总算明白怎么耽误支书的大好前途了。
老人家听完我的诉说，没想到家乡还有这么多不和谐的事情发生。他在大城市里住着，还一直以为他们亲手打下的天下是如何的太平，人民是如何的幸福。
本来支书是要调到镇上当镇党委副书记的，这下老人家亲自给县委打了个电话，讲明支书是如何地不合格，还得在基层多历练历练。开始县委还坚持着，后来见老人家动了怒，他们才决定尊重老同志的意见。
知道这些，我们都为刚才的想法感到羞愧，终归还是有为人民说话的官员。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几年后支书还是不可避免地上调了。
此后几年，我继续地黄土地上拼命，也继续地黑瘦下去。
我的庄稼活和真正的农民好手比起来，也许还稍有一点差距，但若以城里人的眼光看来，我真的就是名合格的农民，若再膨胀点，简直就是名三八红旗手。
妹妹已是名大学生，假期来我家的时候，看见我从容不迫地喂猪、赶鸡、做饭，风驰电掣地吃完饭、收好桌，又马不停蹄地洗衣服、晒粮食，她搂着我的肩头，声音哽咽着说：“姐姐，真是苦了你了。”边说，她还边替我摘下头上的一根稻草。
赵小谷上次侥幸逃脱牢狱之灾后也安分了好长一段时间，与我日作暮息、夫唱夫随，日子虽不富足却也快乐。
村后新开了一家韩国人的食品厂，赵小谷被人介绍去做了名搬运工。他比以前卖力地多，也早断了进城的念头。虽然有时想起上次差点坐牢的事情，他难免也会低声咒骂诬告的人几句。
但总的说来，一切都还不错，我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把自已的小日子过得红火，或者像支书家一样吃喝不愁，或者像阿立阿欢那样没事就有三五进帐。特别是阿欢，这个苦命的孩子，现在贩卖水晶已远不是三五进帐，而是日进斗金了。
小童上小学了。他学习成绩优异，总是会拿个双百的成绩单回来，不过他也经常和别的小孩打架。
我知道那是因为不懂事的孩子，老是拿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来羞辱他，而每一次小童都会奋起捍卫妈妈的权益。
哎，孩子呀，妈妈对不住你。有时我也想提刀上门，去那些坏孩子家讨要个说法，但一想起现在平稳的生活，又不住地告诫自己，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