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吧，‘开车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句话长期以来影响巨大。
这句话最初被用在‘经常肇事的司机’身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汽车保险费不仅与驾龄挂钩，还与信用记录挂钩（这一点也颇具争议）。
细想一下便会得出结论：信用不佳的人在道路上也容易做出冒险行为。
然而，低信用评分与高额保险损失之间的关系仅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至于为什么生活方式会影响驾驶行为，原因则相对不明确。
对此类问题的调查通常会用到问卷，而人们给出的回答可能会存在各种偏差。
比如，下面这个问题你会怎样回答：驾车时你像个疯子吗？（请选择‘从不’‘有时’或‘总是’）”
丁志远回答道：
“一般而言，这些问题都得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结论：‘寻求刺激、喜欢冒险、争强好争’的人，开起车来往往无所顾忌。
就算没听过这个结论，我们也知道，那些不怕死的司机根本不会去规避风险，稳妥、正常地开车，对不对？
野蛮驾驶通常被认为是不良或粗野的行为，用了‘路怒症’这样的字眼，就显得与医学沾点儿边。
‘开车暴脾气’（traffic tantrum）也是个实用的别称，巧妙地弱化了野蛮驾车行为不成熟的一面。
回答完毕。”
薛老师接着说：
“咱们与其思考为什么有些人一开车就容易变身杀人狂魔，不如思考一个更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都不一样？
这不仅是性格上的变化，而是整个人都发生了改变。
在马路上行驶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努力坚守自己的人性。
想一想，语言这一人类最显著的特征。
开车时，我们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沉默的。交通语言没有复杂的词汇，没有微妙的面部表情变化。
出于安全和经济因素的考虑，交通语言被缩减为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基本信号，只传递最简单的含义。
研究显示，这些信号（特别是非正式信号）常常被误解，尤其是新手司机。
举个例子，戴维·罗韦（David Rowe）牧师是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城郊富人区教堂集会的组织者，他还是绿日乐队（Green Day）的歌迷。
戴维说有一次在路上开车时看见一辆车的保险杠上贴着绿日乐队的车贴，便鸣笛以示友好，结果对方竖起中指回应他的善意。
即便是正式的信号，有时也会令人迷惑：一辆车一直开着右转向灯，司机究竟是准备右转，还是忘记了将转向灯关掉？
很不幸，我们无法向司机询问他的真实意图，否则极度愤怒的情绪可能由此爆发，并脱口而出：‘你到底转不转弯？’
但你无法对他发问，也无从得到答案。
无法与对方交流让我们非常沮丧，于是我们便粗鲁地打手势或鸣笛——这可能会使暴脾气司机对你产生误解。
或许别人也对你鸣笛，听到莫名其妙的喇叭声，你怒火中烧——干什么？！
——结果发现，对方只是想提醒你汽油箱盖子没关。
‘感谢！祝你愉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家杰克·卡茨（Jack Katz）认为，驾驶过程中的交流沟通充满了类似的‘不对称’。
卡茨著有《情绪如何影响我们》（How Emotions Work）一书，他告诉我：‘你能看见，但别人却听不到你说话。你彻底失声，你尽可以大喊大叫，但没有人听得见。’
这种‘不对称’还有一种表现方式——你总能看见别的司机犯错，却看不到自己犯错。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前市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他雇用许多哑剧演员站在街边，模仿那些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和司机的行为。
此外，司机驾车时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其他车的车尾看。
从文化层面来看，这种行为与人类的‘服从’意识息息相关，交流也因此成了单向的活动：你看着一群司机，他们却看不见你。
‘就好比你和走在你前面的人说话，而不是和他人面对面地交流，’卡茨说，‘我们盯着每个人的车尾看，这可没法实现人类沟通的最佳效果。’
卡茨认为，这种沉默让我们抓狂。
我们渴望说点什么。
研究人员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在车里假装测量司机的行车速度和距离感，其实是在观察研究对象听到其他司机鸣笛时的表现。
研究人员给研究对象下达指令，让他们在停车标志旁停车，然后另一名研究人员假扮司机，把车停在研究对象车后并鸣笛。
虽然鸣笛者听不到，但超过3/4的司机都以言语对这种行为做出了回应。
超车通常被认为是粗鲁甚至怀有敌意的行为，超车的司机也无法辩称自己的行为毫无恶意。
而由于车流的速度很快，此类行为也不太可能有其他目击者——没有人（除非车里有其他人）会和你一起摇头谴责：‘他怎么能做出超车这种事？’
请问，回应超车有几种方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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