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强调严肃真实的历史，根本就不搭调，所以那些所谓的带有预言性质的文章，也不过就是后人伪托所作的罢了。
只要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辨识能力的人，恐怕都不会相信这些所谓的民间谶语和带有预言性质的文章。
不过考虑到这是太史公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似乎这一切也就都变得不是那么奇怪了呢。
毕竟连力量超人的神秘大力士和人龙混血儿都已经出现了，更有单人步战斩杀数百名精锐骑兵的绝世猛人。
再多出来几个荒诞不经的民间谶语，以及可以预知未来、帮助别人实现长生不老的神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而就是留侯张良，这样一个刚刚才密谋刺杀过秦始皇嬴政的幕后主使，却依然还有余力去包庇刚刚犯下了杀人罪的项伯。
由此也可见，秦始皇嬴政对于秦国地方上的控制力，到底是有多么的不足了，地方上对于秦始皇嬴政。
说是阳奉阴违、置若罔闻都不差分毫了，实实在在地表演了一下，什么叫做封建统治时期的皇权不下乡。
明明秦始皇嬴政都已经被人给行刺了，下令全国来通缉刺杀秦始皇嬴政的刺客，却完全都抓不到留侯张良任何的蛛丝马迹。
而且这种事情，也并不是只有秦朝才有的孤例，像是后世之中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就也同样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党锢之祸’发生在东汉王朝末年，汉桓帝刘志和汉灵帝刘宏的统治时期，当时的士大夫和贵族等阶级。
对宦官乱政的现象十分的不满，就与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发生了党争，这个事件也因为宦官集团以“党人”的罪名。
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总共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但是这两次‘党锢之祸’最后都是以反宦官集团。
也就是士大夫和贵族等阶级的失败而告终，反对宦官的士大夫集团，也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
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们，也大都多同情士大夫和贵族等阶级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及到了汉朝的根本。
为日后的黄巾之乱和东汉王朝的最终灭亡，提前埋下了一个伏笔，而也就是在‘党锢之祸’中。
那些在与宦官集团斗争失败了的士大夫和贵族们，虽然没有成功地扳倒宦官集团，但是他们每个人本身就很有声望。
是士人当中的领袖级人物，连当时朝中的那些大臣们，自公卿以下，都要畏惧被他们这些士人领袖的指责贬损。
甚至还要亲自登门，去拜访他们这些所谓的士人领袖才行，否则就要遭到这些所谓士人领袖们的批评。
等到这些士人领袖们和贵族阶级一起，向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开战之后，这些士人领袖们的声望就更加的高了。
以至于到了后来，虽然这些党人们，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失败了，并且还遭受到了宦官集团的通缉和追杀。
但是东汉王朝的地方世家大族，却普遍都是非常的同情这些党人们，甚至愿意冒着被东汉王朝的官府抄家灭门的风险。
去包庇和收留这些党人们以及党人的亲属，无论这些党人们走到了哪里，都一定会受到当地世家大族的热情接待。
由此也可见，当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团结起来的时候，哪怕是面对着皇帝下达的命令，他们也完全是可听可不听的。
只要不是公开揭竿而起的造反，就算是面对皇帝下达的命令阳奉阴违了一下，皇帝也多半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毕竟哪怕是贵为皇帝，在施政治理地方的时候，其实也还是要依仗这些地方上世家大族的配合。
这就是地方上世家大族的底气之所在，而当初的东吴大帝孙权，在武陵从事樊胄联合五溪蛮夷发动叛乱的时候。
以当时东吴政权的军事体量来说，恐怕随便选择一名东吴政权之中的大将，再带上一支还算精锐的军队。
就完全可以轻松地剿灭武陵从事樊胄，联合五溪蛮夷发动的叛乱了，毕竟这种小规模的叛乱，对于偌大的东吴政权来说。
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疥癣之疾罢了，完全就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情，东吴政权有那么多骁勇善战的大将。
东吴大帝孙权随便派遣哪一位将军前去，还能够平定不了区区一个武陵从事樊胄联合五溪蛮夷发动的叛乱啊。
按照常理来说，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是无论如何应该也轮不到他潘濬，一个刚刚才从蜀汉政权，投降到了他们东吴政权这边的文官。
去负责这样的一个平叛任务的，否则东吴政权那么多骁勇善战的将军们，岂不是都成了一个摆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