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最早带起来吸食五石散风潮的何晏，他吸食的具体配方已经无从可考。
另外何晏据是大将军何进的嫡孙，高平陵之变后被晋宣帝司马懿诬杀，并夷灭三族。
从这个角度看，高平陵之变确实也算汉末至晋的承前启后的事件。
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彻底改变了曹丕的性格，由其开始的侈靡之风逐渐风行整个权贵阶级。
何晏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与夏侯玄、王弼一起竞事清谈，开一时之风气，并创立了魏晋玄学。
东晋的袁宏作《名士传》将这三人称为正始名士，可见其当时声望之卓着。
这种字第一号的名士出来带货，效果差不多就跟唐朝时李白给茶酒写诗差不多，那效果只能十分的惊人。
而且因为疫病不绝，伤寒使人身体发冷，古时保暖御寒手段又没有那么多，能刺激身体发热的五石散便也大受欢迎。
而这药附带的致幻感会让人产生飘飘欲仙之感，用过的人也更加赞不绝口。
但如果长期服食的话，五石散所带来的危害比鸦片制品更为猛烈，除了会让人产生依赖性之外，因五石散致死致残的记录，在两晋南北朝中间未曾断绝过。
到了唐代，孙思邈也花费力气研究了五石散，并提出告诫：
五石散大猛毒。宁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为含生之害。
但五石散的消失单靠孙思邈这个医学界kol的提议肯定是不够的，其中还有很多比较复杂的因素。
最大的因素就是气候正式开始大升温，唐朝时的平均温度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上大约一点五摄氏度，比汉末高了两度左右。
气候对于民生有最直观的影响，而民生的好坏同样也决定着封建王朝的命运，这里放个比较一目了然的图对比一下。
这幅图中间是温度变化指数最为直观。
最上方蕴含了三个指数，即农牧交错带的纬度变化、各个年代的米价指数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次数。
这个相较来应该也不难理解，因为古代最大规模的战争就是农牧之争，这种战争直接关系着民生情况。
从中不难看出，随着两晋南北朝的大寒冷结束，农牧交错带开始北移，胡人被击退后民生得以稳步发展，百姓的生活成本逐年降低，而且适夷气候也使得旱涝灾害减少，
而且寒冷退去，也使得伤寒疫病失去了扎根的土壤，毕竟气候已经够热了，根本不需要五石散来刺激身体发热。
并且随着气温回升，古中国也重新开始大一统，隋文帝重新开始提倡儒学治国。
隋朝时的儒家虽然没有汉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样风光，但依然还是主流大家。
在儒家文化目光的审视下，动不动就裸奔的“魏晋名士”风度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而且唐代以后，传入中国的棉花开始大放异彩，棉布的成本相较来更低，御寒效果也更好。
种种因素叠加之下，如汉末那般的大规模伤寒疫病也失去了绝大多数的扎根土壤，五石散在民间的风行也就此中止。
不过五石散在权贵阶层并未彻底消失，宋朝人根据唐代对乳石的研究，将五石散的配方做了毒性更低的改进。
只不过大明时候玩儿了个大的，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雄蚕蛾、尿粉、童女月事水、红铅，制成了皇家特供的着名春药“红丸”。
而再联系到大明皇帝那些莫名其妙的寿命，这红丸的效果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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