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荀公子的家世，在廷尉寺任职可谓是前途无量。在朝廷没有委以外任的情况下，他自主离开，理论上来是有损前途的。反观夏侯公子，却安守朝廷中央，似乎更能获得仕进机会。可施公子偏守汝阴，实在是不知道洛阳的处境有多危险。夏侯公子是稳中求进，荀公子则是变中求生。至于他二人谁的路子对，现在不好判断，只能到最后才得知晓。”
比玉理解迦摩笃的意思，似乎顿悟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迦摩兄所来汝阴的缘由，也应该是变中求生，与荀兄同出一辙的吧？”
迦摩笃被比玉戳穿了心思，显得略有局促，站起身故作朗然一笑道：“施公子太委屈道了。我只是觉得施公子有些慧根，乃是清识明澈之人，并非寻常凡夫俗子可比，所以特来附会。汝阴这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若不是我与施公子相识的缘故，恐怕没人愿意将佛法普及到这里来。如果施公子是觉得我没别的地方可去而眼含轻薄的话，那僧只能另适他方了。”
比玉赶忙软语回言：“迦摩兄莫怪。我二人甚相洽，只要你愿意，便可长留在汝阴，我愿助迦摩兄传播佛法。”
迦摩笃心内欢喜，复又坐下。比玉与他谈笑风生，就像刚才黄三的事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些外来传教者游走四方，既要吃饭，又想传教，全凭一张嘴，谈何容易？迦摩笃还是幸阅，如今找到了比玉这棵可以依靠的大树，怎敢轻易放弃，从今以后便打算在汝阴长期居留。至于刚才的高调的大话，不过是欲擒故纵罢了。
清谈、美妆容、服药、行散作为魏晋时最雅、最流行的行为，受到整个上层社会子弟的追捧。当然，寒庶之人也有不少羡慕世家公子们这种行为的，认为这样很洒脱，也想学着样子谈论玄学、涂脂抹粉，甚至服药玩行散，可是他们却玩不出世家公子的那股洒脱劲儿来，不但不潇洒，甚至不伦不类。
首先，精致的五石散难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服药、喝酒、行散，三者是一而贯之的，而服药是前提。所有被别人视作洒脱的种种怪异表现——言语、神态、行为，都是通过服用五石散之后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如果不服五石散，则完全不能达到那种效果，只能东施效颦，有矫揉造作之嫌；其次，在清谈、美妆容方面，普通人大多买不起或者是没资格置备胭脂油粉、麈尾，以及服装之类。受家世所限，他们需要将精力放在仕途或是生计经营上面，很少有精力专务清谈。
当然，寒庶之中也不乏有钱人，但是即便有人服得起五石散，买得起麈尾，涂得起胭脂油粉，也能够夸夸其谈，但那些士族子弟们照样会将他们视作异类，不肯接纳他们。只因他们的家世出身不够格。
在前年施惠回乡之时，为了让儿子专务正业，曾经明令禁止比玉与左、冯二位公子来往。可比玉焉会甘心受此约束？汝阴本就没几个世家，没了左、冯二公子，简直就没有同语之人。所以在父亲回去洛阳不久，比玉便又与二人交往起来。而从今以后，又多了个迦摩笃，比玉当然无比欢喜，更加沉迷于清谈场了。
黄三回到洛阳，向施惠禀报了财宝丢失以及比玉的态度。施惠乃是视财如命的人，在得知丢失了十八箱宝物后，简直要了老命。但对比玉的态度却并未感到生气，一是因为儿子的脾性向来如此，二是他深知如今下面地方上的状况，已经乱成一锅粥，各郡县能自保就不错，谁还有能力去帮你剿匪！财宝丢了只能认命，除了继续变本加厉捞取，没有任何办法。
比玉虽然专务清谈，好在郡署的众佐吏在舒晏的影响下大多数还算是勤谨的，捧着舒晏全面主持汝阴政务。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操练军队。真是不经一事，不明一理。以前只是听闻养兵消耗大，如今舒晏才真正领略到了，真正是吞金巨兽。如果是从旧有基础上扩容则可能会省力些，但汝阴的情况基本是从零开始，什么都要全新置备。以前府库攒的那些家底全部掏空。一万精兵的矛、剑等长短兵器都配备得差不多了，咬咬牙，又装备了两千张弓和数万支箭。但是却没钱制备铠甲。战场上不能光顾着进攻，还要顾及防守。铠甲乃是军士的最直接有效的护身器具，能够化解大部分的刺击杀伤，进而大大减少伤亡。可是如今府库家底捉襟见肘，根本无能为力。只等来年收了税赋，或许才有希望。
至于处在第二梯队的那三万多预备役民兵，去年已经从这一万精兵中挑选出一部分训练有素的人回到本乡去操演他们。这些所谓的预备役民兵全都是田间生产的主力，他们一边耕田，一边练兵。两者都顾及，哪一面都不能耽误。既参加了操演，粮草钱帛方面也有了保证。虽不及那一万年轻有活力的精兵专业有素，但作为预备役，也算绰绰有余了。然而郡里没能力为他们全部配齐装备。只每人发一把铁矛头，至于矛杆，则由使用者自行配备。其实专业的矛杆，其制作的过程比之铁矛头一点都不简单，需要枣木等非常结实的硬木做材料，还要经历很多道工序，比如过油、缠绳、上漆等等。工序复杂，价格也会不菲。考虑到军费问题，只能让大家自行解决。山林里有的是树枝毛竹之类，大家自己制作矛杆，虽然木种杂七，长短粗细等等不同，但也是有一定的杀伤力。
现阶段虽是以练兵为主，但民生方面也要兼顾。毕竟有水才能养鱼，必须保证工农各有所出，商贾健康流通，让民生有序发展，从而创造财富。
大旱之后有大蝗。汝阴在经过了那一年的旱情之后，第二年果然闹了蝗灾。到任何时候都是民以食为。但是在粮食价格方面，作为买卖双方，售粮者跟买粮者是对立的心思。农缺然是希望谷物越贵越好；而工商则希望谷物越贱越好，所谓“谷贵伤民，谷贱伤农”。谷物过贵的话则会影响民生；谷物过贱的话，又会伤及农之根本。民与农都要兼顾，谁都不能伤。最关键的是寻找一个谷价的平衡点，让农也能接受，民也能接受。这本是可以任市场自由健康调节的，可是人心不古，一些非法粮商往往会采取手段，实施一些伤农或是伤民的举动。
为了防止本地或是外地的粮商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甚至发战乱财，舒晏效仿先人，设立了几座常平仓。所谓常平仓，其实就是官家出手调节粮价的一种手段。在谷价过低的时候，务农无利，官家则以坚挺的价格大量收购进仓，扩大需求，遏制谷价继续下跌；在谷价过高的时候，民不聊生，官家则打开常平仓卖粮，从而平抑谷价。一进一出，起到一个蓄水池的作用，故名常平仓。
其实通过那次较量，汝阴本地的粮商知道舒晏的厉害，不敢再兴波澜。可是世事难料，焉能保证他们不与财力雄厚的外地粮商勾结呢？保证老百姓能够吃得上饭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太平时候如此，战乱时候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