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德府辖1州8县，即睢州、商邱、宁陵、夏邑、鹿邑、虞城、永城、考城、柘城。
明后期归德府文化发达、教育昌盛，进士人数在河楠省名列前茅，“盖中州士风之厚，以归郡为最。”
清初商邱文人贾开宗曾写道：“忆在前朝神宗日，四海销兵正晏息。子孙休养三百年，世家绵衍饶物力。
清初睢州理学家汤斌也曾言：“前代吾州盛时，世家耆硕，缥缃充栋，操觚之士，比屋而居。”
从清初文人的回忆中，完全可以想象明后期商邱、睢州等地显族累居、世家大族占据地区支配权的情形。
商邱地区还盛传着“满朝文武半江西，小小归德四尚书”，以及“商邱八大家”——“沈、宋、侯，叶、余、刘，高、杨二家在后头”的民谚。
明末，缙绅望族的支配地位逐渐演化为乡宦豪强势力嚣张、横行乡里的局面，河楠“四大凶”就是明显的例子。
河楠“四大凶”指的是四大乡宦，即睢州褚太初、宁陵苗思顺、虞城范良彦和南阳曹某。
在“四大凶”之中，仅归德府就占其三，足见明末归德府的乡宦豪强势力的强大。
河南“四大凶”占有的土地尤其之多，如郑廉在《豫变纪略》中所云：“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就四家论，曹褚为上，苗范次之。”
土地的高度集中意味着更多的农民走向破产，大批小农不得不弃家流徙、卖田完税，沦为佃户、雇工、奴仆或无业游民。
明末宁陵乡宦苗思顺在《半舫斋遗草》写道：“除却王庄并势产，寻常百姓已无多。”
明末归德府的乡宦豪强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肆无忌惮，多行不法之事。
“（四大凶）各畜健仆数千人，横行州府，嬉戏之间恒杀人。其平居夺人田宅，掠人妇女，不可胜数，小民不敢一言。有司明知亦不敢一问也。”
可见，明末归德府的乡宦势力几乎凌驾于衙门权力之上，地方官府根本无法约束乡宦巨室。
如商邱乡宦宋权与知县梁以樟的冲突、商邱乡宦侯洵与总兵许定国的冲突。
宋权和侯洵都是商邱县的知名乡宦，他们所在家族都是地方社会上的缙绅望族。在维护地方秩序的过程中，他们不可能完全受制于地方官。
如睢州许定国与宁陵刘典史发生矛盾，“睢宁遂为敌国”。两个县居然打起来了。
睢州和宁陵的两位诸生便以纵横家自许，试图说服许定国，使睢州、宁陵和好，不再称兵。却因许定国无意和好，而最终遇祸……
许定国现在是蓟辽副总兵，还没来河南。
可以说大明朝廷已经对基层失去了掌控。
更有甚者，为了争夺地方资源，乡宦与乡宦之间冲突不断。他们经常不惜兵刃相见，有的还酿成大案。
如睢州乡宦褚太初曾率家仆数千人，火焚朱家庄，烧死居民无数。
这种不法行为充分说明明末归德府乡宦的嚣张。
“所谓官矜相仇者也”，“官衿俨如敌国矣。”
归德府发生的事情只是大明帝国的一个缩影。
总之，随着乡宦巨室势力膨胀，乡宦望族与自耕小农、庶民地主、地方官的矛盾日趋尖锐。
在此背景下，社会局势逐渐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乡宦豪强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方衙门几乎不能约束乡宦巨族；二是很多里甲民户逐渐脱离朝廷控制，沦为“贼寇”。
明末归德府的各类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在明末战乱中最终演变成为“流土交讧”的动荡局面。
随着陕稀“流贼”进入河南，本地“土贼”蜂拥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