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们问，你是报社的正式记者吗？我如实告诉他们，说你是应聘来的。他们就说让我拿出跟你谈话的关于广告问题的证据。我说，没有证据，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聊的，没有证人。他们就走了。”
“后来呢？”
“后来，我觉得问题不对劲儿，就赶紧给伊总编和方亮副总编汇报，他们两位领导安排我抓紧跟你联系。但是，你的BB机始终是关机的，我没有你别的联系方式。第三天，报社特意开了证明信让我和方亮副总编去派出所问问情况。派出所告诉我们，达龙这个人既然是报社招聘的，并非国家在编记者，身份历来不明，但利用记者之名敲诈勒索的事实却是清楚的，已经被送往看守所了。我们问他们，是在哪个看守所？可否前去探视。他们说，在押人员在押期间不可以探视。”
“后来呢？”
“后来，方亮副总编说，我们的总编助理可以证明，他确实跟达龙谈起过要去谈广告的事，这起码说明有这回事，是否你们在办案中发生了什么误会？他们的所长说，不存在误会，他本人没有广告合同，也没有你们报社的介绍信，私下里收取了三万元，这说明就是他的个人行为，从证据上来看，他的敲诈勒索是成立的。你们报社也没办法否认的。再说了，他曾经写过的那篇什么繁荣娼盛的文章，对当地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个责任也是你们这种小报负不起的！”
我问：“那这跟报社停刊整顿有什么关系？”
郑义说：“情况太复杂了。上级新闻主管部门认为我们报社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加上曾经报道过的那个玻璃厂保安打人的事件，也影响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所以，勒令我们停刊整顿，其实就是不打算让我们的报纸再办下去了。因为这事，伊总编也得罪了我们的投资方，目前还正在商量下一步的对策呢。暂时呢，报社也只能给大家放假了，只能等着看下一步了。”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才知道，自己的行为惹下了多大的祸端！
我不仅自身背了一身的债务，害得那么多的朋友在为我操心，而且还严重影响到了报社的生存根基，这笔账算起来，我不禁又吓了一跳！
郑义说：“你的抽斗里的东西，我替你保管起来了，除了一张存折，别的也没啥，就几本书。存折里有没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反正就等你回来后给你。伊总编说了，你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和奖金也没办法给你结算，就等你回来再说。不是说一年吗？你怎么现在……？”
我说：“是我的朋友花钱把我买回来的。”
郑义说：“钱呢，花了也就花了，以后赚钱慢慢给朋友还，人出来了，那就是最好的结果。要不要现在去见见伊总编和方亮副总编？知道你出来了，他们也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想了一下，说：“算了，我也挺对不起他们的，还是不见了，以后再说吧。”
郑义说：“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那就缓一缓吧，等你过一阵子想见他们的时候再来，说不定报社的问题也有可能解决了呢。你这刚从里边出来，起码得生活吧，我个人能力有限，先给你拿两百块钱去用吧。”
我说：“谢谢了，我这存折里还有点钱，够生活。”
借着报社的电话，我打给了沈小船。正好他在家。
听到我的声音，他显得异常兴奋，说：“是达龙呀，你在哪里？”
我说：“我在《星报》社。”
他说：“真的假的呀？你这么快就出来了？”
我说：“怎么了？你觉得太快了？我可是度日如年啊！”
他说：“不是这个意思。出来了当然好呀！但我听说你要一年后才能出来的嘛。”
我说：“花钱买的自由，出来了。”
他马上说：“出来了就好，我都担心的不得了，我爸妈也都替你担心的呢！还有邓妍婷和潘明轩，听说你出事了，都知道你肯定是被冤枉的，大家都很担心的呢。这样吧，我马上联系他们，大家一块聚聚，也算是给你接风洗尘吧。”
我说：“先替我谢谢你爸妈，大家的聚会稍晚点行吗？”
他说：“我明天又要出车，正好今天有空，你就在报社等我的消息吧。”
挂了电话后，郑义说：“是沈小船呀？”
我说：“是的。”
郑义说：“沈小船是咱们省作协的会员，爱情诗很有名的，跟我们省作协的很多领导都很熟，跟我也很熟的呢。你出事后，他来过这里一次，大概是听到我们这里的人说的吧。”
我说：“有可能，不然的话，他不可能知道我出事了。”
很快，沈小船就来了电话，约好了晚上六点在满堂红酒家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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