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境内各个势力利益链盘根错节，导致行政效率极端低下，层层推诿。如果此时贸然行动，恐怕就不止是“皇权不下县”了，而是“君命不出近幾”。
朱由校拿来纸笔，御笔朱批，在工作应该第一页写上了大大的“不通过”三个字。随后又拿了一张白纸，在上面写出了建议：
“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内容笼统，没有具体的行动方针。
现在问题有仨：一，如何整顿盐政、市舶司？二，如何将盐税、关税收归朝廷？三，如何重建朝廷基层组织？
打回重做，下不为例。”
毕自严和枢密院的人都是这个时代极其聪明的人，但是时代与阶级还是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况且他们本身大多就出身于士绅，所以想让他们认识到士绅阶层本身就是大明的堀墓人，有些困难。
大臣们能提出这样的计划本身是好事，说实话这份计划书是出乎意料的产物，朱由校甚至它觉得出现的过于的“先进”了一点。但他希望可以更好一点，朱由校思索了一下，又在纸上继续写道：
“立国之本，耕战为先。时多天灾，路有饥馑，然而却有良田无数不耕种粮食，江南攻稻为桑以求金银。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如农耕。”
“商贾之徒，重利轻义，投机倒把，囤积聚齐。捣乱市场，国家当统御之，统一监管市场经济，管理审计。”
应当说大明现在的经济状况，相当程度上是符合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幻想。嘉靖朝“改稻为桑”后，自然经济进一步的向商品经济转型。
自由经济是唬人的幌子，市场调控只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大明此时在制度上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低商品税，低流通税，国家没有统一的经济监管和审计部门，一条鞭法后，征税和劳役也进一步完成了商品化，这很哈耶克。（奥地利经济学派）
然而，在历史上明末天灾降临的时候，市场并没有推动着全国各地的粮商赶往陕西，江南依然在大规模种植桑叶和棉花而不是改种稻谷来填补北方粮食短缺的空白。当政府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时，看不见的手在哪儿呢?
此时的朱由校脑海里只闪过一句韩非子的话一一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