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旁坐着的法衍没想到还有他的事，赶紧回道：“唯，关中自羌乱以来，户口大减，贪吏奸胥又借阉宦之势，肆意凌虐。地方催征，急于星火，乡野小民贫乏愚昧，宁可溺婴杀子，也不愿纳口税。”
“遇到这种事，廷尉与地方都是如何决狱的？”
这种案件非常棘手，若是依法处置，又有些不近人情；若是放任自流，又会滋生歪风邪气。法衍想了想，谨慎的说道：“孝景皇帝曾有诏曰：‘欲令治狱者务先宽’，是故但凡遇见此类，皆使地方郡守县令以《孝经》大义相劝，命其反省改过。”
醉翁之意不在酒，皇帝说道：“这些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朝廷赋税订立太过严苛，未有照料到百姓生计之故。”
汉代的财政收入主要分为赋与税两大类，税主要是租税，两汉以来讲究轻徭薄赋，除了非常时期有过增加以外，其余的时候都是三十税一。而赋则是口赋、算赋等人口税，还有更赋这等代替徭役的代役税。
东汉以来，为了支持朝廷在凉并的平羌之战，以及满足皇帝个人的私欲，在租税不能增添的前提下，朝廷只好对人口税屡屡加征。如今各类沉重的杂税导致百姓生活艰难，为了逃脱重税，有的选择做士族豪强的隐户，有的选择起义造反。
张昶听出皇帝话里有话，又联系到皇帝对屯户在人口税上的优惠政策，福至心灵，立时明白过来，抬声应道：“如今关中疲惫，亟待恢复，陛下减免屯田百姓之口算，百姓无不诚心拥戴。本朝列位先帝也曾对此酌减或蠲免，陛下欲经营关中，布施仁政，宜爱惜民力，重订赋税之规。”
周忠比张昶想的还要深远，他发现今天到场的人无论是随驾前来的尚书右丞鲁充、还是他与张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掌管着朝廷的财赋粮储。
至于法衍与桓典为何会在场，周忠的理解是，皇帝不仅是要在原来的赋税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是要以律法的形式重订赋税。
重制赋税，这可是关乎国本的大事，非得要那几个录尚书事的秉政大臣讨论出一个结果，然后付诸博士、议郎等大臣公议，最后才能正式确立。可怎么看皇帝今天这做派，像是要绕过这些繁琐的程序，直接让他们执行下去了。
桓典的脸色也变得极为难看，他也没有料到，皇帝这几天低调沉寂，突然就毫无预兆的想搞出这么大的事情。前面的话无论先是以建设仓储为题目，带出今秋赋税的事，还是又假作要清查户籍，敲山震虎，都是在为此事铺垫。
新税法这个事情，恐怕皇帝与贾诩、荀攸等人早有了预案。只是桓典不明白，为何皇帝不愿走正常的程序？难道皇帝认为仅凭他不再提清查户籍这件事，就能让士族们接受按皇帝意愿新订的税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