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也闻言抿了抿嘴，随后回道：“回大帅，属下以为，除了常规的训练外，应该增加实战训练，既在训练中，分成两军对抗的模式，以木棒、木棍等作为训练对战武器，演练两军对战的场面。”
“当然，这样一来训练中受伤肯定在所难免，不过训练时受伤，总比战时丢命要好。”
“此外，属下还以为，一味的训练很难成事，在训练中可以加入一些规模不大的战事，比如剿匪等任务可以交由新兵训练之用。”
听到这话，黎汉明对陶也倒是有些刮目相看了，把他这个提议再规划一下，就有“踏平朱日和，活捉满某志”红蓝对抗那味了。
朱日和就是红蓝对抗里面的蓝方，是红方的假想敌，对抗的时候蓝方设定是西方一流军事强敌，甚至可以被设定为装备是电影里才有的东西，为的是磨练红方，假如有一天真的有外星人来了，你打不打，打！那么你装备杠不过外星人怎么办？蓝军的设定就是这样，让红方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看过一些演习视频后，黎汉明甚至以为那就是在演习打外星人呢。
虽然现在红旗军的训练中没必要像后世那么激烈，不过实战对抗的演练倒是可以搞起来，不然一帮子没有实战经验的新兵上了战场，除非武器能占据绝对的优势，不然到时伤亡还是不会小。
见陶也说完后，宁培忠想了想也加了一句：“回大帅，属下以为，除了陶师长的提议，再有便是可以采取以老带新的方式，在战斗中练兵。”
黎汉明闻言点了点头，道：“我也不瞒你们，我目前的打算是在五年左右推翻满清，完成国内的战争，想来你们也有所了解，当今的天下早已不是仅仅指中华大地，国外还很大，还有很多的地盘需要我们去争取。”
“所以，今后新兵进新军营训练的机会恐怕不会太多了，更多的是以老带新，以战养战的方式训练、培养新兵，这点你们得做好准备。”
黎汉明早在训练新军时，就已经做了一个简易地球仪出来扩展新军的视野了。
在近代史上，地球仪是西方传教士以及国家使团急于向中国展示的事物，也是他们的技术象征物之一。
但是，不论在明清两朝，地球仪在中国一直反应冷淡，即使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研究中，也是备受忽视，偶尔在一些近代科技史中才会被提及。
与之相反，在欧洲，地球仪的诞生与改进，始终伴随着新时代的地理大发现、远洋航线调整和殖民地抢占等系列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它不仅是技术史上的进步，同时还有着深远的政治影响。
伊丽莎白一世用地球仪彰显权柄，拿破仑借地球仪自我加冕，地球仪作为政治野心和现实权力的象征在欧洲由来已久。
而在中国，从明末到清朝灭亡，地球仪历经一代代帝王，虽一度从珍玩上升到知识的层面，却始终没能引发任何的政治欲望和政治想象。
原因何在？不可否认，这跟地理知识自己的地方命运、时机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历朝历代皇帝极其顽固的“天下中心观”。
事实上，在地球仪与政治的联盟中，西方传统由来有自。在我们常接触到的扑克牌中，梅花K的人像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右手捧着地球仪，象征着统治世界的野心。
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有幅著名的画像，除了颗颗如弹球大小的珍珠用以显示尊贵、奢华外，她的右手则按在地球仪上，以彰权柄。
与之类似，地球仪还以帝国王权的象征出现在了画家大卫的《拿破仑的加冕礼》中，当时拿破仑在法国已权倾一世，被不少人视为“独裁者”。为此，漫画家吉尔莱还发表了讽刺画《葡萄干布丁》，画中拿破仑正与英国首相在用刀叉分割地球仪。
与拿破仑差不多同时期的乾隆，也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心勃勃的帝王。后世的美国清史学家欧立德就曾拿乾隆与拿破仑相较，并认为拿破仑要逊色得多，其中一大证据就是乾隆在位期间，“清军的行动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西南的烟瘴之地”，大清疆域因此扩大了三分之一。
确实，乾隆也非常得意于自己的十件战功，因此自称“十全老人”。但与拿破仑不同，乾隆的这十件战功几乎全是膝跳反射式的平叛活动，并没有明确的地理野心。
换言之，乾隆的雄心对照的完全是传统的帝王标准：明君盛世、长治久安。因此，面对英国使者呈送于前的地球仪，他也只当是奇巧珍玩而已。
相比乾隆朝的疆域，13世纪的蒙古帝国无疑还要大得多。来自游牧民族的成吉思汗、忽必烈相比其他中国皇帝，对地理有着天生的敏感。
其实早在1267年，在中国元朝就出现了最早的地球仪，是波斯人哲马鲁丁应忽必烈对西域星学者的征召，入华后制造的。
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显然，与两百多年后西方产生的地球仪不同，哲马鲁丁的地球仪虽也是球体，但采用的仍是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并没有经纬定位系统。
而且，很快元朝的重心也开始由游牧转向农耕，地理知识很快被边缘化，天圆地方的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
欧洲诸国林立，相互之间腾挪的空间并不大，再加上耕地面积的有限，这些都催生了他们对大海之外世界的想象和试探。
再过两年，拿破仑便会挥军南下，正式入侵埃及，并打算借由埃及东进，仿亚历山大大帝的方式入侵亚洲：他骑着大象，手里拿着经他个人修订过的古兰经。
这一举动除了法国本身的地缘政治考量，其中也暗含着拿破仑个人征服东方的憧憬，他深信“威名只能在东方取得，欧洲太小。”
为此，他随身带了大批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土地测量员、哲学家、建筑师、工程师和印刷工等人同去埃及，以便记录下法国启蒙之光初临落后东方的盛况。
与之相似的行动也发生在四年前快速上升的英国，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八百余人的使团前往清朝帝国访问。
他们随团带着大量诸如航海望远镜、战舰模型、地球仪、铜炮、火枪等最新技术产品入华，并指望靠它们打动中国皇帝乾隆。
英国使团此举一定程度上可能受了利玛窦在华经历的影响。利玛窦得以进入晚明宫廷，主要靠三件事物引起万历皇帝注意：世界地图，自鸣钟和欧洲钢琴。
万历皇帝喜欢自鸣钟，天天放在身边，世界地图也被放大制成了四个屏风，当时的乾隆跟万历的兴趣不无相似。
四十多年前的1750年，乾隆委托意大利天猪会教士郎士宁设计了定时水钟和喷泉装置，以供皇家娱乐，也曾让传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的一座大殿墙上绘制世界地图。
但无论万历还是乾隆，他们对此的态度基本都是抱着珍玩而非知识的心态。
但依靠技术壮大和获利的英国，不懂得这个古老的国家更看重的不是技术，而是礼节，那些列于回礼中的景泰蓝、丝绸、宣纸，也不仅是古老的工艺品技术，更代表着古老的传统。
这个传统即是“天下”传统，是万邦来朝的传统。事实上，在马戛尔尼带来的诸多礼物中，地球仪遭遇了明显的冷淡，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当马戛尔尼炫耀地展示地球仪时，满朝大臣看到“日不落帝国“居然占据了地球仪上那么大块的地方，他们感到的不是解惑，而是愤怒：怎么能把天朝大国画得这么小？
相对而言，久在中国生活的利玛窦无疑更懂得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在制作世界地图时，他不仅将西方惯常的以大西洋为中心的绘图改为以太平洋为中心，还把零度经线移动，意在使中国处于地图正中的位置。
但地球仪对中国世界中心位置的挑战显然比地图要大得多。它的转轴再也不可能掩饰中国只是世界上平常的一部分而已。
人们在看待外来事物时，总是习惯性地将它理解为来自外部环境的特殊意味。地球仪一开始被视为珍玩，便是中国原有“天下观”里的朝贡体系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