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太学，大门已经关闭，在门口叫了半天，门丁才打开大门。
这还是刘知易平时没少打理这些门子的结果，换个人来，还真不一定能叫开。即便如此，还非得李问寒出面来领人，门子才敢开门。太学的严格，就在这道门。
李问寒冷着脸训斥了刘知易半天才放他走。
直接去法家。
徙木斋炉亭，宋士杰等一干同学都在，今晚他们会奉陪刘知易到底，这是刘知易赴宴前，跟宋士杰商量好的。
“开始吧。”
刘知易朝宋士杰点点头。
他知道辩法的流程，互相抛问题，或者就某一个问题互相展开角度辩论。辩论基于逻辑、法理和常识进行，但还不够严谨，并没有权力、义务之类的法律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仁义、道德、善恶等不甚严谨的这些含义。
宋士杰先起头，他现在已经是徙木斋的斋长了，李启升入上舍后，就退位让贤，而宋士杰也成功升入内舍，兼任了斋长。
“刘兄。最近越郡有一奇案，越郡人好南戏……”
越郡位于大夏东南，靠着大海，往西靠着楚郡，往南就是五岭。这是大夏帝国最偏远的内属郡之一，此地民风不似中原，颇有南蛮遗风。此地人喜欢一种叫做南戏的戏曲，擅长唱南戏的名角，往往受到狂热追捧。当地有一个戏子，叫做杨生，擅长南戏，为一时之冠。有一个韦姓寡妇，带着一个女儿过活，先夫曾做过官，颇有遗产，孤儿寡女二人衣食无忧，经年看戏。
韦氏女年方二八，到了婚配年纪，却爱慕杨生风采，相思成疾。韦母问询，女儿道出实情。韦母爱女心切，派人送信求婚。杨生是梨园戏子，属于贱籍，韦女是官家小姐，杨生满心欢喜应下婚事。没到成亲那日，乡下的叔父听到消息赶来，明确反对，并且告了官。官府以“良贱不婚”的律法，打了杨生八十大板，判决婚约无效。
如果事情到此也算正常，可是韦女为爱不顾一切，韦母也是一个奇女子。小叔子引用律法，她就引用风俗，当地有抢亲旧俗，杨生是武生，一身武艺，闯入韦家，打翻一众家丁，将韦女抢出家门。可叔父继续告官，状告杨生诱拐侄女。官府将杨生与韦女一并抓获，严刑拷打之下，二人坚称出于自愿，杨生全身骨头被打断，仍不认罪，韦女被掌嘴两百，鲜血直流，牙齿断裂，却高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肯放弃婚姻。
当地县令生断此案，判决杨生诱拐良人，发配三千里；韦女发到善堂，官配一户人家。来后被分配给一个七旬老翁为妻。
奇案啊！
刘知易听完不仅感慨。
宋士杰则大声问道：“此案。杨生有罪无？此案，县尊公道否？”
宋士杰喊完，徙木斋的同学纷纷站队，有的起身表明立场“无罪，不公”，然后站到一边，有的起身说“有罪，公道”，然后站到另一边。很快三十个同学，就分成两边。
刘知易经过思索，最后表达立场道：“有罪。公平。”
随即站到跟自己同样观点的人群之中。
“开始吧！”
宋士杰说道，继续坐在自己斋长的位子上，此时他像一个法官。
认为无罪、不公的一方先说，一个学生起身说道。
“予以为，此案不公，杨生无罪。杨生韦女，两情相悦，何罪之有？法理不外乎人情。”
人情是人之常情，是道德观念，法律是底线，守护的就是人们的道德底线和伦理观念。所以法理不外乎人情，立论很硬。
但马上就有反对方站出来：“予以为。此案公道。杨生有罪。良贱不婚，此乃成法，白纸黑字，岂能有法不依？”
这个反驳也很硬，贵贱不通婚，这是写入法律的明文规定。要怪就怪法律不公，但在法律更改前，就要以法律为准。法律需要尊严，尊严不是靠当权者的赐予，而是靠法律的刚性。
可马上有人站出来找出漏洞：“兄台以为，杨生有罪。罪在良贱不婚，《大夏律例· 户律· 婚姻》有云：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做。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杨生发配、充军，有公道？”
这个案件中，唯一铁定的，就是唱戏的杨生和官家小姐韦女私下结婚了，这是律法明确反对的。大夏律例关于良贱不婚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普通良民的。能迎娶良民的贱民不会太多，靠自己的更少，因此只有那些大户豪族的家奴，才有实力迎娶良民。所以大夏律规定，为家奴娶良民的家长（主人），要打八十棍子，当然这门婚姻也是作废的。如果为家奴娶了良民后，为了规避法律，还将良民入籍为婢女的，要打一百棍子。这显然保护的是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尤其是穷苦百姓。所以刘知易才认为这条法律还算公平，愿意站杨生有罪。
当然这条法律本身肯定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法律从来只能相对公平，做不到绝对公平。比如法律只禁止贱民娶良民女子，可不禁止男人纳妾青楼女子，这是男权的问题，显然男权比女权大，而且漠视了贱民的权力，基本上没把贱民当人。但这跟这一条律法无关，本条律法绝对是在男权社会、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阶层不平等的基础上，在法律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保护最广大普通人的一条善法。如果没有这条法律，林花父亲那种王府豪奴，不可能只娶一个王府女奴，恐怕早就妻妾成群了。
针对杨生一案，凭借最朴素的情感，大家觉得杨生值得同情，两情相悦，发乎于心，对这些法学年轻士子来说，正是最浪漫的时候，更加同情杨生和韦女。另外县令判决有些问题，杨生按照当地旧俗抢亲，被诬告成了诱拐，以最高刑罚判处，如果说县令自己没问题，刘知易都不信。
可他依然认为公道，当即反驳：“杨生抢亲，于法不和，实为强掠。”
又有人反驳：“叔父诬告，为财而来，县令污判，同流合污。若此案公道，还有天理否？岂非纵人行恶？”
这个反驳很给力，有牵扯到一个很大的法理，那就是，法律是导人向善的。一提到善恶，就是最大的法理问题。
刘知易继续反驳：“叔父或有贪财，县令或有受贿，但杨生抢亲，于法不合，判杨生者，法也，非县令也。若以叔父及县令为恶，而定其判决公道，岂非本末倒置。切记，法不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