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杨这种坚定的打破知识垄断的作风，造成士绅豪门对帝国和徐世杨的看法两级分化很严重。
而且很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那些地方风评很好的耕读世家，对徐世杨的看法通常都不太好。
然后就是那些命运与前朝息息相关的前周勋贵——比如金陵四大家族这样的。
相反，曾经在地方上风评不太好，甚至很不好的单纯地主、财主（就是家中缺少功名的那类人），对帝国的看法还不错。
因为打破知识垄断对他们也有好处——以往他们这些没有功名的土财主也是士绅歧视的对象，官府养的肥猪。
普及初级学校后，他们的子孙也不用为了跻身士绅阶层，到处求人拜师了。
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渠道也拓宽了。
而且，对土财主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他们的财富，而在帝国，机会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土财主们发现，哪怕把佃户的高利贷全免了，帝国也会给他们更多发家致富的出路。
有点冒险精神的，可以投资雨后春笋一般不断冒出来的工厂、农场。
只想着过安稳日子的，可以买国债吃利息。
甚至不舍得那点田地，保守到连国债都不信任的，也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些扶桑奴、交趾奴之类，在自家土地上勤劳耕作——奴隶签死契，在官府地位等同于大牲口，用起来比雇佣佃户舒服多了。
当然，最后这种人很少，更多的人，是选择做两手准备——一方面购买几个奴隶照料家中祖田作为退路，另一方面把余粮余钱投资工厂或国债，争那一份发财的机会。
综上所述，不管是底层平民还是社会地位稍高一点的自耕农、财主，之前对帝国持负面态度的，其实只有那些习惯以武犯禁的侠，和喜欢以文乱法的儒。
而《周史》案之后，有些轻侠和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有些坐歪了的儒士反而对徐世杨和帝国有了一些好感。
对侠客们来说，徐世杨那个对汉人宽大处理的批示，让他们觉得徐世杨这个人至少不是个暴君，那种想象中的暴君横行暴敛、欺压良善的场景，至少在汉人中不会发生。
那么，他们对抗朝廷，为民伸冤，就成了自以为是。
人就是这样，不管事实如何，若是认定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那么他做多少没下限的事都是正常的。
但若是正好相反，那么人做事的信心和决心就会崩的十分夸张。
一个例子：华夏古代的汉奸军队，通常战斗力都不低，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战，异族能够给他们烧杀抢掠的机会，他们就认定这是正当的。
徐世杨前世的两个鞑子政权都是以本族为核心，汉奸为主体的组合式军队。
但近代民族主义觉醒以后，为异族服务的汉奸军队就成了弱鸡的代名词，不仅仅是华夏，在别的国家也是类似，伪军就没有一个有战斗力的。
转回话题，到1798年底，随着《周史》案和大理刺驾案的结案，以及帝国强大的宣传机器对徐世杨的吹嘘，除了因为自身利益被帝国彻底剥夺而反帝国的少数人外，真正还在质疑帝国合法性的汉人已经很少了。
而且，那些一意反对帝国的轻侠和儒士，大部分也发配到边疆塞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