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故事先生：”这封信如此开头。
“收到您的来信已是凛冬。近来我身体受寒，终日呆在室内卧床不起，大小事务不宜处理，只好推托到现下才动笔写此信。您收到它时，概是春夏之交罢，这一去一回，年岁又白白消磨，真怀念前些年身子健壮时候，每逢写作艰辛，便提着两壶酒赶上当天最末一班火车往您的住处，推开咿呀作响的门，您抬头一瞥，也不起身相迎，就乐呵一句：‘哟，来啦。’以为是邻家串门而已。”
我毫不费力写出开头，其实话及往事，还真难止住，谈到见面的场景和吃喝的肆意姿态，竟把我原本该写的内容给冲淡了，回忆变得虚实相映，比如我并不记得是否赶上“当天最末一班火车”，或许这焦急赶赴末班的人只是我读过的一篇故事的主人公而已；又比如见面的场景，我不记得是否确切发生，它们只是我认为“应该如此发生过”的一幕罢了。
为了方便，我决定接下来不再引征信纸的内容，完全由我重述。
上次来信中他劝我，以后尽量别写故事了，如我们暗知，写故事有路数，结构可以预设，你只要往里头填充材料即可。故事先生毕生心血写故事，他跟别的故事人一样智慧，学着变换讲故事的方法，赢得不少读者欢呼与掌声。那是他的年少时代，故事没有泛滥成灾，一篇精致的故事（标准是：能引发共鸣与深思？）印刷在报纸的文艺版上，在教科书的课后阅读里，在不被记住页数的文集深处。纵使故事先生没有因而得到名利，“我的故事得到一切，我一无所有。”他这样概括自己的前半生。
后来时代变了，会写故事的人后浪推前浪，写得比他花俏，素材更繁杂多样，读者开始注意哪些光怪陆离的故事，尽管完全无美感可言，它们甚至空洞且徒有其表。读者更感兴趣的是里头有“真实感”，即故事旁边的配图（当事人的照片），这个人虽然与读者自己毫无关联，但是通过一篇“故事”，他们似乎能跟周遭的陌生人连接起来，“或许在我不远处，有人经历过我读的这些事，他们飘零残碎，只是不被公开。”
相比如今的繁花乱蝶，故事先生所写的故事，显然陈旧简陋了。他那套“故事对抗死亡”的观念太自我，道貌岸然。“少小时，我蹲在龟裂的土地上，头顶的烈阳连日不隐，一只秃鹫飞落在我不远处，悄悄探近来，我觉悟自己正在死亡，死亡离我从未这么近，饥饿、困顿与炎热把我引向虚空。于这个世界而言，我正在沉没，没入世界看不见的地方，只剩一只手显露在地表，一旦浸没了，我的记忆，关于这一代惨痛悲壮的往事，可能谁也不再晓得，好比从未发生。我仅存一丝新年，没有滴落眼泪（连眼泪的水分也不够），抓起一把砂石和一块硬土，扔向秃鹫。它一愣，展翅扑向我，我也敞开双臂扑向它。”
故事先生谈到这里，停顿好久，仿佛等待搏斗发生、经过、结束。搏斗在他脑海中再次演绎，没有表情，像四月天的潮湿又闷热的地板，使他呼吸急促，显然他当时占下风，好几次被啄烂眼球，幸好敏捷躲避了。最后他举起硬土，第二第三块，血的声响。
他继续说：“我活过来了，活过来，仨字不可缺一。它们造就我童年时期最大的不幸，后来又以噩梦、相似的场景和物件、历史记录等形式不断报复我，我时刻感到死亡就在身边。”他急忙奔逃，余生尽是在逃亡。他笔下的故事，就像一片片纹路多姿的叶子，飘来飘去，掩落在他身上，他永远不觉足（我不能被瞧见！），永远哭求更多叶子遮瞒死神的双眼。“它不要认出我，我以为自己做到了，正当我放缓呼吸，周遭的人却大喊起来，他们指着我，往我身上扒叶子。”故事先生在泥地爬行，那里有更多叶子，但不再有隐身的作用。
说回来，我在信纸上对这件事尽量避而不谈——其实那个年代早已远去，为什么人必须伏着沉重的记忆前行呢。何况那不是我的记忆，更不是我每当写作时就该执行的使命，故事先生只是过于执拗而难以释怀罢。“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异见。”他在信中写道：“你经历颇浅，因而写作内容不得踏实沉稳，不够现实味儿。这一缺陷会把你任何成就毁于一旦。”
恕我直言，故事先生太不变通，把自己推向死胡同。上面一封信寄出不久，我便受到他的死讯。他以死亡对抗时代，正如时代以死亡冲击他一生。我对此没什么好说的，但着实不能释怀我们通信的日子。
我写下“尼古丁事件”怀念他，这种怀念包含着岁月中不安的棱角（随时被铲为平地，我不敢时常表露，因为每当一探出头，就能仰见浪潮把鱼儿举起、扑面而来，谁也挡不住，海浪恐吓我，要把我吞没）。我深知我的死亡终将发生在这里，发生在我冒出棱角的地方。“尼古丁事件”的当事人不断重构自己接近死亡的形式，玩弄它，在版本更易的同时，也在死神与自身之间掩隐、虚晃着，还谎称死亡的缘由归于尼古丁。我认为，如果故事先生把他灰暗的帘子揭开，如果他见过把时代的喜悲当作尼古丁，或许还不至于早早送死。
他终归要死，抱着绝望之心，害我狂喜着写出前文，又狂悲着完不了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