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自涞水县回来后，州衙司法官署和城南军营两地来回跑，关于易州四大豪强，蔡家折服、徐家没落、高家和童家以及走狗西门氏皆被诛三族，虽然高、童、西门的“大逆不道”罪还没落实，但薛直请了李复帮忙在长安尚书省其中活动，想必用不了多久，这个罪名也就能坐实了。
果然，在华兴回到州城的五日之后，经过薛直的亲自审问，有王坤、陆乾、郑霆的口供、人证，有“龙占寿妾，麀为扒灰”的所谓“物证”，又西门慧因为受刑不过，为求早死，而承认的幕后指使是高家、童家、安禄山“罪行”口供，诸般证据齐全，算是彻底将此罪坐实，办成了“铁案”。
州县中没有擅自执行死刑的权力，薛直随即上书朝廷，请刑部、大理寺审核、批复，皇帝御笔勾勒。刑部侍郎敬重薛直是薛仁贵的后人，知其忠义正直，批示负责审核的吏员后，自无拦阻之理，痛痛快快地画了一个“准”。偌大的高家、童家、西门氏，加上被牵连到的门客、亲戚、恶友，六百多人的性命就此完结。
灭三族是杀死犯人的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也就是说犯人如果犯了这样的一个罪，其和其父亲有关系的代人（包含父亲的兄弟、姐妹以及父亲的其他亲属等等），和自己（儿子）有关系的一代人（自己的兄弟姐妹、妻子、妻子的兄弟姐妹），自己的儿女等等都要被处死。
唐无言来到司法官署找华兴：“三姓恶豪今番遭罪，将被族灭，也算是他们咎由自取，但是华兄，此等事可一不可二。为政之道，当在宽柔，不可一味强横严苛，更不能为求私利而给治下之民罗织罪名。要做循吏，万万不可做酷吏啊！
他顿了顿：“君解元出身博览群书，当知凡为酷吏者，纵有一时之快，终难以善终。前汉之郅都、宁成，皆触律伏法，张汤自杀狱中。本朝近人如武后之来俊臣、周兴、丘敦者，虽得一时大用，然皆终不免获罪身死。《诗经》曰之：‘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君不可不引以为鉴！”
华兴知他必是看穿了自家小伎俩，也不分辨，恭谨地垂手应训。哎，前几天薛直刚训斥过，不要杀戮过重。
但实际上华兴对此是不以为然的，两汉的酷吏和武周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是不一样的，来俊臣、周兴这等是又擅杀又贪污受贿；可两汉时期的则不然，虽然行法严苛，动辄杀人上百愈千，如曹操在济南相任内，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到职后开始大力整饬，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大者灭族，小者身诛，流血十余里，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后政教大行，一郡清平。但是除了少部分之外，大部分的酷吏之所以这么做，都是有内在的原因的。换而言之，是客观的环境令他们不得不为之。
中国古代宋代之前地方上多有豪强大族、游侠亡命，一方面十分不利朝廷的集权和地方的行政，另一方面这些豪强、游侠就像西门氏一样，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欺凌百姓，鱼肉州县的情况，面对这样的客观环境，不杀不行。
事实上，两汉大部分的酷吏都是难得的良臣：郅都公正清廉，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不畏强暴，且有将帅之才，他说过一句名言：做官应该是“奉职死节於官下，总不顾妻子”，忠直慷慨之气扑面而来，可见其节操和为人。
又比如义纵为官多年，以鹰击毛挚为治，沉重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维护了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故司马迁充分肯定了他和郅都等“酷吏’的政绩，并誉他们为“虽惨酷，斯称其位”。
这些酷吏，在华兴的眼中，比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吏们不知要强上多少。不过这些话，他肯定是不会对唐无言、薛直说的。
此时州衙内堂，薛直对风夜北道：“军师，华参军以大逆之罪，诛三家豪强，未免行事过苛。”
“噢？”
“这些安禄山麾下爪牙固暴虐乡里，民苦之已久，然而，罪不至灭族。况且明眼人皆能看出，此所谓‘大逆’之罪，必为捏造！安禄山和他们虽然暴虐，却不傻，怎么会犯下此灭族之罪呢？”
“不错，此罪必为捏造。虽非秉公而行，但却也不算因私乱法。”
“那他为何乱法，以捏造之罪名诛灭三家豪强？”薛直问道。
“不外乎以此立威二字。替我玄甲破阵营立威，让安禄山不敢找咱们晦气。”
“那善后呢？县令、丞尉、主簿、诸曹椽皆县中重位，不可空，空则民无主矣。”